我的知青生涯

1969年2月4日梧州二中67届68届的同学安排在贺县铺门公社各大队插队落户，我们三个69班的男同学被分配到了龙桂13队，这是一个在贺江畔离铺门圩只有1公里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的村民很淳朴，给我们三个知青非常多的照顾，按我们要求把原来生产队在路边40平左右的办公室改为知青安置点，并根据当地的习惯在离房子2米多的地方建了一堵1米多高的围墙，修了门楼装上大门，把房子围了起来，院子里新盖了有6平方的厨房和2平方的浴室，买了木板床和厨具，送来了一个办公桌及几张椅子，当时村子里还没有通电，照明都是煤油灯，生活用水要到100米左右的贺江挑回来，所需柴草要到对河几里外的地方割，木柴要到十几里外云溪水库山上去砍，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

生产队水田和旱地各占一半，主要农产品有稻子、甘蔗、红瓜子，还有不多的生烟，每个劳动日分值基本都是在六角九分到七角二分左右。第一次评工分时，记分员说：“知青插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我们这里的，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就以全劳力记十分吧”，他的提议得到了社员的赞同。

农活

1969年春节过后还没有开始春耕，队里就派了几个小村姑带我们到河的对边割草，一路上她们很高兴地，吱吱喳喳对我们说着一些根本听不懂的铺门话，我们只好猜着她们的意思用白话回复，就像人们说的鸡与鸭讲眼绿绿的这句话，这样一路上嘻嘻哈哈不知不觉到了山上。由于我们是第一次接触这活，所以怎样努力都赶不上她们割草的速度，最后还是在小村姑的帮忙下，才将已割好的草捆扎挑回家。

春耕开始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队的男士只负责犁田、爬田，当然他们都是由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及有丰富经验的老农负责，所以就单独安排我们三个知青用双轮板车，负责运送肥料到田头这项农活；包括丰收时将收割好的谷穗拉回晒谷场和晒谷子以及晒花生、晒红瓜籽等。

水利

当时正提倡农业学大寨，大搞兴修水利的年代。农闲的时候，全部都被派去了修水利，在合面狮电站还没有上马前，也曾到过云溪水库修渠道；在合面狮渠道开建时，我又被派到了更口工地。

刚到更口工地的时候，我主要负责本大队打炮眼及爆破工作，在工作中，发现原来在管理上十分混乱，随便一个民工都可以随时的到仓库领炸药、雷管、导火索，只要签个名就可以了，从来不审阅签的姓名是否真实。我将情况向工地指挥所的陈所长作了汇报，并将我了解有关领爆破品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整改意见。得到了认可和改善，由于原来指挥所的龙桂排长要回生产队，这样，指挥所龙桂排长的职务就交给我负责了，不久我就调到了指挥部工作了。

合面狮

梧州地区合面狮水电站，贺县渠道指挥部人员共30多人，其中：有从贺县水电局派来的技术人员、有文革后刚恢复工作的干部及军代表共10多人；还有从梧州、贺县、信都等不同地方抽上来的知青及民工23人。其中：同我一个生产队的梧州知青李洁华、南华大队麦家杰俩人是长驻在梧州，负责调运各工地所需的水泥；信都三个女知青负责食堂工作，剩余的人员就负责用26匹柴油机，带园锯开界各工地所要的木料，晚上指挥部及500米距离更口工地的照明用电，就是用这26匹柴油发电机的。

指挥部的待遇，每人每月的生活补助是21元加15斤大米，相对比工地民工6元，排长9元，施工员15元的补助好多了；每月休息4天，可以分开休息，也允许月尾月头连着休息。

指挥部由于增加了人员，原来的房子不够住，就由民工自己动手盖砖瓦结构的平房，我们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起好了，只是还没有床铺，大家立即开机把2米长的东北松枕木界成2公分厚的床板，在地上插下4根园柱，打上横条铺上床板，就是一张床位了，我找了一个靠近窗口的位置，挂上蚊帐摆好被窝，趟下后就睡下了。

早上基本都是7点起床漱洗后到饭堂吃过早餐，进入车间，启动柴油机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每晚都要派人轮流发电的，而且，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还要由派出两人在炸药库和雷管库轮着值班，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

自搞副业

有一天我们加工了两天的木头，都没有一块成品板是用在工地上的，加工出来的都是1.5厘米厚的板材，我们就用了2角钱，在仓库买了一个空的炸药箱，周边用5公分宽1公分厚刨线条园边的木条镶起来，再搞上一个同样的盖子，刷上清漆；这些木板都是工地的民工和指挥部的干部，拿木头来让我们加工成木条后，做成装衣服的箱子。我们在宿舍门前的空地摆上了几张木工櫈，利用指挥部的工具，都当了木工师傅了，有自己用的，也有帮同学、朋友做的，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有做装衣服箱子的，做折椅子的，还有人做北京椅子。折椅和北京椅的金属配件没地方买，就找梧州桂江船厂的朋友用2公厘的铝板或黄铜板解决，这些，在我离开时，只带走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其他的都留下给还在工地的朋友了。

怪事

我在梧州休假回到指挥部，遇到了我的同队同学，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床有鬼”，他告诉我，那天他到指挥部找我，见我不在，晚上累了就在我的床铺睡下，到半夜时朦胧中有黑影要赶走他，连续好好几次都这样，直到听有同学大声喊，这种现状才消失。

奇怪了，我睡了一年多了都没事，我不相信，这同学就让我问问其他人，我就找了当时参与盖房子的同事，问他没盖房时的地理环境，他想了很久告诉我，我床铺底下是有一个坟头，建房的时候没有移走，只是将坟头的土铲平。

哦！这就怪了，不管他了，反正我睡了一年多，一直到离开指挥部都不见发生什么怪异的事情。也许就只能是我规定睡这里的，直到现在这个迷团我还想不通。

冤案

记得有一年天气特别热，我和一个姓梁的八步知青在公路边搭了一个大概8平方的杉木皮的房，我俩搬了进去住，心想，有这颗高大的路树遮挡太阳，肯定会比建在光秃秃的山头宿舍凉快多，晚上起码能睡个安稳觉。谁想就这，反而背上了一件不明不白的冤案，我们负责晚上发电，把这工作完成后，回到房间很快就睡下并进入了梦香。

梁知青一声喊叫，瞬间把我的美梦打碎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被蚊子咬醒后习惯性的摸向床边的桌子，发现放在桌子上的手表不见了。说完后立刻就跑到机房启动发电机，发电机的噪音和突然亮起的灯光，把指挥部的人都嘈醒了，纷纷地往我们的住处跑来，果然，他的两个上海表，一斤面条，一双高统水靴不见了，要知道，在70年代时，那可是一笔令人羡慕的财富呀；同时，我平常印东西的油印机也发现在公路边上，而且已经被人打开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在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现，只好将电关掉就各自回去睡觉了。

到第二天，很多人在背后都对我指指点点，甚至当面对我说，好像我就是偷东西的小偷，说：“你们就两人，只有你清楚东西放什么地方后，见财起贪心？没关系的，趁着过两天休息回梧州把赃物带回来吧”

让我坦白从宽，没门，甚至连渠道办公室主任罗伟干也是这个意思。晚上还派人在房子附近蹲守，预防我会转移赃物。面对这样的冤情，我去找管技术姓毛指挥长，向他表态，说：为了避嫌，这段时间我不会离开指挥部，希望正常安排我的工作。一星期后，这小偷在贺街再次行窃时被抓获，审讯时将对在我们这里盗窃行物品也供了出来。

终于洗清不白之冤，可以休息回家了，我自己感叹着，事后，饭堂姓崔的信都女知青对我说，如果是她遇到这样的事情，想死的心都会有，我笑笑对她说：问心无愧就是了。然后，我离开了梁同学，搬回了山上原来的床位住了。

后勤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毛指挥长安排我负责主办，各工地分发的油印小报《贺渠战报》，包括：摄影，冲洗底片，印照片，找素材，刻蜡板，油印分发，全都由我一人负责，当然素材要经过指挥长的审批。就这样，我开始了骑着一个破自行车，挂着海鸥双镜头120相机，在各公社工地来回奔跑。

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还要轮着每天晚上发电及看守炸药仓库和雷管仓库，记得有一天晚上发电房的同事向指挥长报告，刚才发现有一个黑影窜上山。军代表立即命令我们全体集合搜山，并通知铺门更口工地指挥所配合。黑黑的晚上，没有月光，我们扛着很重、够长的汉阳造，深一脚浅一脚狼狈不堪的走上山头，只见手电筒的光柱在乱晃，原来是更口工地的民兵也到了，什么也发现不了，就这样走了好几个小山头，一方面什么都没有，另外我们也想过一下手瘾，就举起枪向着天空扣下了板机，正在其他山头搜索的民兵听到枪响，以为我们这里发现了什么情况，马上全部都跑了过来。才知道是瞎忙了一场，在山上时间已经过去了快2小时，考虑到第二天还要工作，军代表就让我们全部都撤退回去休息了。

在1974年春节我回梧州过年，老爸告诉我，指挥长上星期到家，鉴于我的表现决定让我在指挥部招工转正，问我的意思。我想都不想，说：不干，去了以后想回梧州家乡工作都难。春节过后回去上班时，就告诉指挥长我们生产队的任务定额已经完成了，生产队让我回去干活。就这样我离开了呆了几年的梧州地区合面狮电站贺县渠道指挥部。

返回生产队

回到生产队，队长无奈的对我说，你什么都不会干，现在大队搞小四清，你去大队会计组吧。

这样我到了大队会计组，每个生产队都去查账几天，实际上到了各生产队安排好工作后，大队会计就邀我一起到铺门圩上市场采购各种食材，回来和着生产队送来的菜，做好了与他们一起大家吃喝起来，然后朦着醉眼在各个表格胡乱的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年的夏收夏种，我们都没有参加，继续呆在大队会计组。一直到1974年12月，我才被招工到梧州地区信都糖厂当了一名工人。

就这样，我离开了插队快6年的这个又爱又恨充满着无奈的地方，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