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灯笼最耀眼

春节到啦，我把在网上采购的“福娃”“中国结”灯笼早早挂在了室内外，闪闪发光的“霓虹”立即点亮了家里的节日气氛，红的灯笼，红的春联，红的福字，红的“压岁包”，红红的喜庆笼罩着一切，静谧的日子顿时沸腾起来。看着十几年沉淀积攒下来的“文物灯笼”，家人直埋怨我“不会过日子”，只有十几岁的孙女是我的“铁杆粉丝”，大年夜把旋转发光的大红灯笼制作成视频，发在朋友圈，让在外地过年的团子小弟弟“看个够”。

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一盏盏承载着民俗文化的大红灯笼，是节日家家户户喜庆团圆的象征，也点亮了儿时的美好记忆。幼时，灯笼是农家孩子最心爱的玩伴，过节期间最大的奢望，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灯笼和两包小蜡烛、几挂小鞭炮。蜡烛、鞭炮花钱不多可以买，灯笼就不是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的了。我对灯笼的最初记忆还是奶奶在世时大爷家的那件“传家宝”。

鲁西北小村的这条老胡同，是当年村里过节最繁华的街道，原因是这里居住着几家对未来充满寄托，对年俗渴望“仪式感”的老少爷们。除夕下午，院前屋后的人们在准备年夜饭的同时，也为点亮“年灯”忙活着。他们将用墨水瓶自造的煤油灯早早固定在土坯墙缝上，将浸过煤油的玉米芯三五成堆准备点燃。居住在我家屋后的本家大爷就免除了这些程序，而是取出那盏在屋顶梁头上又挂了一年、布满灰尘的灯笼，在奶奶的指点和孩子们的羡慕中，小心翼翼的擦拭着。记得哪盏灯笼是由20公分左右的四根立式长木棍，和八根横向短木棍组成的长方体骨架，底部和四周镶嵌着透明玻璃，上有提手，内燃灯烛。夜幕降临，高高的挂在大门横梁上，多年的风吹日晒，虽然已经看不到木材的原色，但光亮依然。冷风吹过，别人家的灯光瞬间熄灭，这盏戴着防风罩的灯笼煞是显眼。这时，周围玩得兴致正浓的孩子们便从漆黑的四周迅速围拢过来，打打闹闹，摔着“响炮”，摇晃着“噗拉筋”烟火，欢快的游玩着。当年，这盏灯笼的作用也被大人们传得神乎其神。那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下午，邻村的姑父来给奶奶拜年，吃过晚饭，和大爷两人聊天到很晚，然后，摸着黑灯瞎火的路往家走。谁知，仅一河之隔的村，走到半夜了竟然还找不到回家的路，没办法，姑父只好原路返回，让大爷打着灯笼送回了家。大人们说，多亏了这盏灯笼解救了被“魔”住的姑父。

灯笼的作用越神奇，渴望得到的心情越迫切。在那贫穷匮乏的日子里，又有几家舍得买灯笼？小时候玩的灯笼就是用纸糊制：先用铁丝或秸秆轧制支架，用圆形木板做底盘，再糊上彩纸，上面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或写上几个祝福的字儿，里面黏上一支点燃的细小蜡烛。虽然有了光亮的效果，但微风一吹，火苗晃动，稍不留意就会被烧得“笼”灰“灯”灭。后来，干脆在玻璃罐头瓶子里放上蜡烛，拴上绳、挑根棍。虽然时常因为缺氧“憋死”，但毕竟抗风险的能力强了很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施了“户户通电”工程，虽然电力紧缺，但过年那几天还是“保障供给”的。市场上有了灯笼销售，但苦于没有收入，只能“土法上马”：用一个硕大、坚挺的纸箱，剪去一面纸板，糊上写着“春”“福”大字的红纸，里面放上通电后的灯泡，挂在院内高高的大树上。“春”“福”红灯悬在空中、笼在黑夜，煞是耀眼，从大年三十挂到正月十五，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这项“专利”也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可，第二年春节，邻村院子里也零零星星的挂起了“字幕”灯笼，不用打听，这户人家一定是我家亲戚。

随着市场的繁荣，灯笼类型琳琅满目。竹子骨架的、木材工艺的、塑料合成的、布绒缝制的，应有尽有；充电的、音乐的、旋转的、霓虹的，这些热销的灯笼似乎让节日更欢快，让孩子游玩起来更热闹。因为喜欢灯笼，每年正月来临，我都去省城的文化市场选购最新潮的大红灯笼装点节日。既买门前挂的，也买孩子玩的。憨拙的鸭子、灵巧的兔子，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灯笼造型，一度让孙女、孙子爱不释手，成为首选“年礼”。

外界的霓虹万万千，家中的灯笼最耀眼。临近春节，县城里璀璨夺目，光彩照人，移步换景，美不胜收。无论城市的“霓虹”如何绚烂，灯笼那喜庆、古朴的光亮一直闪烁在记忆的心头。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乡村居住还是在城里生活，灯笼情结一直没有间断，“大红灯笼高高挂”成为家庭中欢度春节的最重要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