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印记

周末，8岁的孙子抱抱完成作业后，如果有空我会带他逛书店，给他买喜欢的书；或带他逛森林公园，让他观察游历见闻写日记。当然，更多的是给他自由空间，或看书，或与小妹妹玩，或看电视。

现在的电视机非常先进，功能非常多，电视节目丰富多彩，如要看电视剧、电影，不用遥控器，嘴里对着电视剧叫着片名，通过声控想要看的片子就出来了。孙子最喜欢看的题材有动画片、历险纪实片和战斗片。孙子有时看电视连续剧，而更多的是看电影，看到精彩处还忍不住自言自语或笑出声来。他说，看电影可以短时间看完整个片子，不像看连续剧过后脑子里还会想着片子有着怎样的结局。

每次看着孙子认真看电影的样子，我常常想起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的种种印记，感慨科学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

我们小的时候，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文化生活更是匮乏，电影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文化产品。当初，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公办放映队。记得当时我们田林县者苗公社放映队有三个放映员，他们的任务是下乡轮流到各个生产队放电影，这是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完成上级下达的放映任务后，去哪个生产队放映，可以由放映队自行支配。

“物以稀为贵”，放映队成了“香饽饽”，放映员也有些挑剔，哪个生产队款待得好，下去就多。我们生产队和邻生产队群众热情好客，每次得到放映队的应诺后，队长一边安排几个年轻人去接放映队，一边安排几位打渔能手下河撒网捕鱼，准备招待放映队的饭菜。我们地处驮娘江支流八中河下游，离驮娘江很近，驮娘江里的鱼顺河而上，在我们这个河段聚集，河里的鱼不仅种类多，个头也大，捕鱼回来后，队长还安排精于做菜的人专做厨工，得来的鱼或油炸，或香煎，或煮汤，花样很多。

如果在队长家就餐，队长还会无偿拿出自家的鸡鸭宰杀，如果在学校就餐，生产队会拿出一点生产队集体资金买只把狗，算是集体会餐，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待客最好的礼遇了。大多时候是在学校就餐，因为在学校操场放映，群众摆凳子坐的地方宽松，又便于餐后及时放映。不管在哪个地方就餐，各户的男主们都会带来自酿的米酒，席间大家杯来盏去，不亦乐乎。放映员非常敬业，尽管喝酒，放映都很按时，也不会醉倒误放电影，当然放完电影，还少不了一顿宵夜。放映队经常到我们生产队和邻生产队放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放映队里的一个放映员是我们大队的人，邻里乡亲，少不了沾亲带故，因此群众跟着沾了不少光。

到乡下放电影，都是露天的，也没有收费，谁都可以免费观看，所以放映队每到一个生产队，附近的群众都要步行好几里路看电影，在本生产队看完一次还不过瘾，轮到下个生产队放映，还继续步行去看，也不怕山路狭小崎岖，有电筒的打电筒，没有电筒的燃火把。当时影片非常少，大多是带有“革命”色彩的样板戏，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现代京剧”，后来才逐步有带有爱情色彩的《刘三姐》等片子。尽管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部影片，我们还是百看不厌。

公社也没有电影院，只有一个露天放映场。到公社放映场看电影，就需要买票了。看一场电影一两毛钱，有时应观众要求，一个晚上要放两三场。整个公社都没有通高压电，放映队放映用的是小型发电机，有能力的生产队开始筹资自建小水电站。我们者苗中学也在者苗河上自建一座小水电站，是雷老师和韦老师两位物理老师自行设计安装的，以此供师生工作学习生活之用。

公社的放映场就在学校旁边，离学校约有两百米，放映的喇叭声成了我们的一大诱惑。晚上上自习，调皮的同学根本不入心，老师不在的时候，常常凑到窗口听影片里传出的各种声音。同学们最大的愿望是晚上没有电，这样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有一次，上自习不久，学校的小水电站发电机发生故障，两位精于电工的老师也没有办法修好了，科任老师只好宣布下自习，同学们因此欢声雀跃，不知哪位同学还模仿某部电影里的台词，大呼一声：“炸得好！炸得不亮喽！”，同学们便争先恐后涌出教室，衣兜里还剩有几毛零用钱的就买票进到放映场坐在水泥条凳上舒舒服服地看电影，没有钱买电影票的同学则在放映场外，就近找木头或其他物体垫着脚，爬在墙头上看电影。

20世纪80年代初我师范毕业，历经教学点、村完小工作几年后，学区把我调到公社中心校任教。有一年，一位在广州部队服役的中学同学回家探亲，专门安排一天时间到中心校看望我，那晚我约几个在公社所在地的同学到家吃完饭后，又一起到公社放映场看了两场电影，算是对这位同学最好的招待了。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民办电影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虽然按上级规定收费，但群众可以随时看电影了，而且影片多种多样，有爱情片、武打片、古装片，应有尽有，当时请电影贺喜酒成了一种时尚。但随之而来的是黑白电视机开始流入市场，再后来彩色电视机逐渐普及，人们在家里可以随时打开电视机看电影，还可以看很多精彩的节目，电影随之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