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手表·词典

高尔基说过：“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父亲的爱，在简单中伟大，在平凡中崇高。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三年了，但他的高大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父亲是一名教师，父亲走了，我在他的坟上竖起了一尊高大的砖碑，上面书写着“人类灵魂工程师”几个鲜红的大字的碑文，以作纪念。

父亲是一名党员，但他的入党经历是坎坎坷坷，二十多岁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历史原因，让他不能如愿以偿，但他接受考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生建校数十个，培养学生近万人，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声累。克勤克俭，任劳任怨。组织上未入党，思想上先入党，时时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五十二岁时，终于入党，完成心愿。

父亲工作起来，始终满负荷，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他积劳成疾，未到退休年龄，就离我们而去。

父亲一生清贫，没有存款，没有财产，但他留给我们的是看不清摸不着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产。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们中午有一个习字课，练习毛笔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不是像现在用墨汁，而是先用墨在砚台上研墨，然后再蘸墨汁水书写。一天，我不小心，打碎了同桌朱荣华的砚台，同桌要我赔他一角二分钱 。我不敢向父母说，于是我就私自地到父亲的储蓄箱里拿了一角二分钱，记得是一个五分，三个二分和一个一分五个硬币。父亲有个储钱的习惯，每天至少存二分钱，因为当时有一个大流行举动，“节约一分钱，支援国家建设”，人人节约也就成了自觉行动。

一个寒冬的晚上，滴水成冰。父亲发现了储蓄箱里少了钱，父亲把我们弟兄几人从被窝里叫了出来，挨个训话，巡查钱币事情。我们弟兄几人哆哆嗦嗦，一致排开，接受教育。我向父亲承认了错误，并说明拿钱是赔偿人家砚台的。父亲说，损坏别人物品赔偿是正确的，但私自拿钱是错误的，是一种偷窃行为，发展后是一种犯罪行为。母亲劝慰，大冷天，孩子小，犯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呀，父亲愤愤地说：“桑树条子自小熨！”

 1977年，我担任了大队综合厂（砖瓦厂、纸盒厂、塑料加工厂）总账会计。一次，我的一位堂姐夫来厂购买几百张大瓦回家盖屋。我看见他手上戴了一块紫金山牌手表，金色的手表链上镶了一枚指南针，非常漂亮，我有一见钟情的感觉，我想拥有的欲望。我的堂姐夫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意欲将手表转让给我，但前提是，他购买大瓦还差几十块钱，还需我出面，担保欠一欠。堂姐夫将手表给了我，我帮堂姐夫欠了账，两厢情愿。两天后，父亲知道了此事，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的胆子太大，并勒令我将手表退还，并督促堂姐夫将欠款还上。父命难违，我将手表退了回去，堂姐夫也将欠款还上了。我觉得我的面子没有了——一个堂堂的总账会计。

1981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三次人口大普查，有些姓氏冷僻，缺少工具书，我在周山供销社图书专柜买了一本《新华词典》，价格三元八角，我想找老爸报销。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学校里的老师学历进修、添置工具书、参考书，全额报销。一天，我将三元八角的词典发票递给父亲，请求他在他学校公用经费里报销。父亲接过发票后，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他没有这个权力。我想，不至于吧，就三元八角。我很不理解父亲，认为他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我也很理解父亲当时的做法。

我今年66岁了，我当过农技员，做过会计，做了三十八年的教师，兼任过工会干事。回顾几十年的经历，翻看一本本荣誉证书，这与父亲的教诲分不开。我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座右铭，立足岗位，服务社会，无私奉献。我骄傲，我自豪！

父亲是一方砚台，让我研磨人生，书写人生；父亲是一枚指南针，让我定位人生，点拨人生；父亲是一本词典，让我全释人生，阅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