舐犊情深，无以为报

阎连科先生的一篇题为《我们一直在疏忽父母和长辈的生命》的文章，深深触动了我。

他在文中写道：“这让我想到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作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哪怕自己已经是壮年，而父母长辈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里。

因为这种疼爱河流一样渊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作累赘和包袱，当作烦琐和厌恶，想把长辈的疼爱扔掉就像扔掉长在我们背上的瘤。

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而我们，也已经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壮年。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到了这时候，我们想起我们原是父母的儿女了，是长辈的晚辈了。

父母和长辈，在此之前，他们为我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可我们，能做的一切却都不是为了他们呢。”

读罢阎先生的文章，我想到孔老夫子说的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意思是：父母在世不出远门，如出远门，必须告知所去的方向。如果父母需要照顾，自己又需外出，必须安排好照顾好父母的方法，以尽孝道。

回想起来，我在这方面留有很多遗憾和悔恨。

我十九岁拜别父母，离家外出，倒是告知了去处，但是我没有安排照顾父母的方法，没有尽上孝道。在家时父亲送我进“华北弘道院”（Mateer Memorial Institute）就读，用家中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供我学费，但我在毕业后即离家远行，去了南京。抗战胜利后曾回老家一次，见到父母跪拜，给了父亲五十元老法币，母亲却抚我的头哭了，临走时，父亲又把那五十元老法币给了我，说：“在外面花钱多。”我含泪接过那五十元法币，这是我唯一一次所谓“尽孝道”了。

1947年，二堂兄告诉我，父亲去世了，他买了黑纱给我戴在臂上，我未能亲自含殓，大哭一场。

1949年津浦铁路刚通车，我得以回老家，不料想时局混乱，到家后母亲便叫我密秘躲藏，不得外出。有一个原在我家帮忙的人叫奉山的，他已参加了八路军，穿着军装，挎着盒子枪到处抓人。我原想到墓园祭拜父亲，也无法出去，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之后再也没回老家。

1950年，我把母亲和弟弟接到了南京，安顿住下，但我又调到蚌埠铁路分局，我只能在周六回南京，平时我就无法照顾母亲和弟弟了，幸有同院的袁芸静大姐替我照顾我的母亲和弟弟，我万分感激芸静大姐，几年后，芸静大姐去世了，但我永远怀念她，永远感激她。

1951年我又被调到济南铁路局，然后我把母亲和弟弟接到济南，安居在济南南郊铁路宿舍里，那是一幢日本人修建的房舍，设计完善，我每天去铁路局上班，但好景不长，我不是每天加班加点，就是开会，忙的不亦乐乎，无暇照顾家事，又加以经常出差，家里的事就不管不问了。我不知母亲和弟弟是怎么生活的。但母亲天天记挂着我，我一回家，母亲就很高兴，给我做美食缝棉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看着母亲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缝棉衣，我就想起了这首诗，心里暖和和的，但我却没有想到回报，又是一个遗憾。后来弟弟因病去世，作为兄长，我没有尽上责任给他治病，也没有关注他的生活，虽然他是那样敬重我，我愧对弟弟，想起来就泪流不止，手中只留下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

母亲在济南的生活，我没有多管，她老人家却为我抚养了孙女孙子，整天乐呵呵的，其实她得病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病情加重才告诉我，我请了一位老中医为母亲治病，吃中药，总不见效，也不知是什么病，之后知道是癌症，治疗无效，病情日渐加重，直到处于昏迷状态，在弥留之际，母亲睁开眼望着我说了两个字“孩……孩……”便不能说话了，闭上眼睛。我想母亲说那两个字，是叫我啊，我不及回应，母亲走了。时为1955年8月。母亲最后的叫声一直响彻在我的耳畔。我用棺木葬母亲在济南梁王庄墓地，和弟弟同一地方，我写了碑文，立了石碑，几年后，济南城建在梁王庄建居民小区，坟地铲平了，母亲和弟弟的坟墓也没有了，又据家乡人说，老家的墓地也被铲平盖了工厂。父母的坟墓都没有了，我向何处祭拜？人间有如此悲痛之事耶？呜呼哀哉！生前不能尽孝回报，死后不能坟前祭拜，夫复何言？我只有遥望太空，祝祷父母在天之灵安居享乐，与天地共存。谨以时羞之奠，敬祭于双亲之灵，悲涼悽怆，临风泣涕，有愧父母养育之恩。尚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