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大师说再见

民国时期在历史上是动荡不安的一段历史，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大环境中，很多人都人人自危，麻木的在夹缝中求生存。然而，在文学领域却涌现出一大批惊世骇俗的巨匠，就像大地惊雷般的井喷式出现，那个时代的学生是幸福的，有幸近距离的接触和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

师者，传到授业解惑也。老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是在那三尺讲台上教授给学生们领路，他们是黑夜里的一柄红烛，虽然不能光亮大地，但只要你紧随着他，总能看清脚下的路，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找到光明是一条路，重要的是这条路要怎么走。解惑不是照本宣科，在面对质疑的时候，硬气的说一句，答案是这么说的，师者要有以理服人的气魄，要有释疑解惑的水准，要拿事实说话，哪怕你沉默不语，黑板上的解题思路才是支撑你威严的最有利证据。

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没有领略那些大师的风采是无法弥补也无法改变的遗憾，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和符号，少了他们，那个时代将会是黯淡无光的，是近代文坛毁灭性的断层灾难。

那个时候的学者是严谨的，他们虽不能投笔从戎，但却可以从精神领域来拯救麻木的灵魂和迷茫的民族，他们真正的是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为出发点，潜心的做学问，全身心的压榨出自己的知识，传达给学生，一边用心交，一边用心学，这是最好的薪火相传的方式。不像现在的师生之间貌似被屏蔽了信号，导致了很多学生在课堂上思路失联，回想着昨晚的网络游戏。

学生是一个时代的前沿声音，那个时代的学生是最有血性、有追求的，“五四”运动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用激昂的行动为那个时代树立起了一面旗帜，让那个人们思想麻木如一潭死水的时代里出现了涟漪，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时代需要这样的人。那个时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骨子里都是明白人，知道和平统一才能让一个民族强大起来，站立起来，不再受人指使，不再让外人在本国领土上划分租界，那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没有和平的环境就无法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学生就无法在一方乐土上安静的读书，也许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群学生，就是这些大师们最大的成功。

当时老师汲取知识的途径比较单一，要么是图书馆，逐页逐字的去汲取里面的精髓，绝不漏看一丝，志同道合的人会在一起讨论、研究，为什么他们对知识表现出如此渴望的态度，作为师者，被学生问道哑口闻言也是一种悲哀，如果这种结局是必然，他们也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过程的时间变长一些，没法左右学生，只能不断地填充自己，试问这样的学术氛围怎么能不出效果。

现在的资源汲取渠道是丰富的，不需要往返于图书馆与宿舍，只需要在电脑前动动手指，各种海量的信息纷至沓来，但这样造就了人们懒惰和剽窃的坏习惯，就像饥饿的人面前放着各种美食，很多人都难以保持着圣人的姿态不去染指，面对如此方便的资源，多少人在电脑前健步如飞，提起笔都快忘记了自己的姓氏怎么写。近年来学术造假的教授学者屡见不鲜，让人们对他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本是做学问的一个群体却被拽进了剽窃的漩涡，而且是资源迈进去的。也许他们关注的不再是单一的学术，还要面临琳琅目木的诱惑。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有那个学生不知道鲁迅以笔作枪的强硬，无数次孤灯下的佝偻身影伴随着燃尽的香烟相伴，字字见血的让敌人暴跳如雷；谁不知王国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书三境界；谁不知道风趣的胡适之，面对无数人的质疑，提笔写下谢谢，不干了，那五个字的智慧和洒脱；谁不知道北大怪客陈寅恪特立独行，将无数政客高官和学者拒之门外的那份决绝。他们的出名不是靠自我包装和炒作，靠的是自己的人格魅力形成的无限影响力。

当下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五分钟前的事情可以在网上世人皆知。但却鲜有人格魅力到极点的学者能做到世人皆知，可能现在的莫言算一个，但更多人靠的是无下限的宣传和炒作。

也许有人要质疑，大师层出的时代还不是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那一次成功的又能代表什么，不否定莫言的成就和影响力，但那个时代的人们身怀的是民族大义，很多人不是没能力而是不愿意，巴金先生，老舍先生等等，哪一个的作品不是达到甚至超过了那个艺术成就。但是在他们心里，可能还有更在意的东西，特定的环境里不争也是一种骨气，有些人就是这样，生前寥寥，死后惊世。不能因为文化差异造就的畸形审美眼光就否定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这是愚蠢的行为。

大师落幕的时代不是绝望的尽头，就像红霞中的太阳，不问方向，很难辨别出这是落日还是朝阳，也许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要经历高山和低谷，怕的不是面前的壁立千仞，怕的是失去信心后的无路可走，只要你敢，纵然粉身碎骨也会有人拼出个绝处逢生。